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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中國歷史 人物簡介: 汪精衛 2018-03-19 14:49

文丨任逸飛(香港中文大學)

一、歸去來:從“中山艦事件”到“汪、陳聯合宣言”

1925年“廖案”之后的國民黨權力架構,實則建立在一種微妙的“汪、蔣合作”上。蔣介石在國民黨的派系斗爭中雖是一個后起之秀,但他憑借黃埔軍校校長的職務,逐漸掌握了這支新興的革命武裝,就此確立了其“起家”的資本。

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崛起,最重要的契機正是列名調查 “廖案”的“特別調查委員會”,驅離胡漢民、許崇智的行動,他都參與其中,由此收獲汪精衛的信任。至1926年1月,國民黨召開二大時,蔣已“非復吳下阿蒙”,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正式躋身國民黨高層。

1926年7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

然而,汪、蔣之間的矛盾卻在二大閉幕之后不斷積聚,兩人對黨內軍事領導權的爭奪乃至在“聯俄、容共”政策上的分歧或許是其走向決裂的癥結所在。

依照蘇俄式政黨“以黨領軍”的理念,汪精衛作為黨政軍的一把手,無疑有過問黃埔軍校事務的權力,但蔣介石儼然將黃埔視為“禁臠”,不容他人染指;而汪不遺余力地引導國民黨向“左”轉,直接造成黃埔軍校內部共產黨力量的快速增長,這自然令蔣倍感疑慮和恐懼,擔心其權力會被汪精衛與共產國際合謀架空。上述大大小小的是非糾葛最終將事態引向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

“中山艦事件”對汪精衛造成沉重打擊,蔣介石宣布廣州戒嚴的舉動等于視汪精衛“黨首”身份于無物,讓汪倍覺羞辱。陳公博記載,汪精衛在聽聞事件發生之后,曾憤慨道:“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

更令汪精衛感到灰心喪氣的是,他素所依靠的蘇俄及共產國際方面,即便意識到蔣正在利用“中山艦事件”破壞國共合作,卻選擇對蔣退讓,并沒有為汪站出來說句公道話,感到“丟了臉”的汪精衛于是決定稱病離職,前往法國。

汪精衛的突然出走,再度改變了國民黨內的權力分布,從原先由汪精衛與共產黨掌控局面逐漸轉變為由蔣介石主導。蔣在“中山艦事件”之后,迅速通過《整理黨務案》,限制了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各級組織中的人數,緊接著,又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身份誓師北伐,以期完成孫中山推翻軍閥、統一中國的夙愿,國民革命至此快步進入“蔣介石時間”。

隨著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短短一年不到,從珠江流域進展至長江流域,蔣介石的個人地位也水漲船高,漸漸顯露出軍事獨裁者的面目。蔣的權力擴張,不僅讓素來對其保持警惕的共產國際與中共方面感到憂心忡忡,也令國民黨內左的右的,各色“反蔣”人物皆焦躁不已。對權力平衡即將打破的恐懼讓他們都開始懷念起昔日汪精衛在臺上時各路人馬“其樂融融”的美好時光,于是,呼吁汪精衛盡速歸國的論調漸漸甚囂塵上。

在蘇俄顧問和共產黨的支持下,自1926年下旬起,一場席卷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部、各軍黨員代表大會、各界群眾大會和社會團體的“迎汪復職”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一時之間,促請汪精衛銷假復職的電報,鋪天蓋地,滿布在國民黨各種機關刊物上。

“迎汪復職”運動期間的一份電報:1927年年初,汕頭市第四次工人代表大會電請汪精衛銷假復職(臺灣“國史館”藏,典藏號:118-010100-0002-056)

“迎汪復職”運動把汪精衛的個人聲望推向了新的高峰,“中山艦事件”后他的黯然出走,如今看來反而成了其東山再起的資本。在一浪高過一浪的造勢中,汪精衛被說成是“今之完人”,還被加了一個“黨圣人”的封號,成了眾人翹首期盼的“革命救星”,以至于連蔣介石都頂不住壓力,發出通電,懇請汪精衛盡快返職。

裹挾著這一股輿論聲勢,1927年4月1日,汪精衛終于自法國途徑莫斯科抵達了上海。時隔一載,國內形勢已然今非昔比,在長江中游的武漢,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主導的武漢國民政府同長江下游的蔣介石集團隱然形成了分庭抗禮的兩大陣營,而在上海,蔣介石與中共亦走到了公開決裂的最后關頭,一場腥風血雨的“清黨”行動已蓄勢待發。

汪精衛選擇此時回國,儼然是來扮演“挽狂瀾于既倒”的角色,而其一出手也著實左右了世道人心。1927年4月5日,汪精衛與陳獨秀聯名發表宣言,號召兩黨同志,捐棄前嫌,開誠布公,“政見即不盡同,然如兄弟般親密”。宣言標志著汪精衛將繼續貫徹其在廣州時代的左派立場,他同樣打算說服蔣介石等人重新回到這一固有立場上來。

汪精衛認為,“聯俄、容共”是孫中山生前確定的革命方略,不得隨意背棄,更何況像改變“聯俄、容共”政策這樣的重大事項,是一定要經由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意才能生效的,國民黨之所以要依照蘇俄布爾什維克的政黨模式實行改組,最重要的意涵就是要效法其鐵一樣的組織紀律,所有黨員都應當嚴格遵守“黨紀”,蔣介石、吳稚暉等人自行籌劃“清黨”絕對是不合法的。

1927年3月,武漢國民黨召開二屆三中全會,會議決定“提高黨權”,罷免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寧漢之間的矛盾愈形激化(前排右起:吳玉章、經亨頤、陳友仁、宋子文宋慶齡孫科、譚延闿、徐謙、顧孟余、丁惟汾;中排右起:朱霽青、林伯渠、毛澤東、彭澤民、于樹德、陳其瑄、鄧懋修、丁超五、董必武、江浩;后排右起:謝晉、許蘇魂、鄧演達、惲代英、陳公博、詹大悲、夏曦、王法勤、王樂平、周起剛)

但是從蔣介石的角度看,他本就不希望汪精衛這樣一個“太上皇”般的角色于此刻回來攪局,讓他為了服從所謂“黨紀”而放棄另立山頭、獨行其志的大好機會。不過表面上他還是惺惺作態,于4月4日發表一則通電,表示:“汪主席在黨為最忠貞之同志,亦為中正生平最敬愛之師友。此次回國,對于黨國大計,業已懇切晤談。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必能貫徹其意旨,鞏固黨基,集中黨權,以底國民革命之全功,而竟總理未完之遺志······汪主席歸來以后,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統帥各軍,一致服從”云云。

話雖講的漂亮,但蔣的潛臺詞恐怕是,假若汪精衛愿意留在華東,與他一起“護黨救國”,他蔣某人倒也不妨服從這位“師友”與“領袖”;可要是汪精衛有別的意愿,那“聽從汪主席指揮”一類的話可就另當別論了。

果不其然,汪精衛預想中推心置腹的勸服工作徹底淪為了雞同鴨講,他自己反而被吳稚暉當面指斥為“附逆分子”。在致其舊交,此時堅決支持蔣介石反共的李石曾的電報中,汪精衛感嘆:“終日談話討論,戕賊感情外毫無結果,故不如決然舍去也。”懷抱著滿腔憤懣,汪兼程赴鄂,領導此時在法理上仍是唯一正統的武漢國民政府。

二、虎頭蛇尾:主政武漢時期的汪精衛

汪精衛一抵達武漢,4月12日,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政變發生了,上海、廣州相繼“清黨”,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行建立“國民政府”,正式與武漢方面分道揚鑣。汪精衛聞訊之后大聲疾呼:“中國國民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了,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一時之間, 劫后余生的革命青年紛紛涌向武漢,武漢成了中國的革命中心。

電影《建軍大業》劇照,周恩來(朱亞文飾)注視著上海街頭被屠殺的革命青年

可是盡管如此,武漢方面的處境卻未像汪精衛事先所期待的那樣樂觀,“革命救星”的征途很快衍化為一場困坐愁城的噩夢。事情為什么會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呢?

首先要談到兩湖地區異常蓬勃的群眾運動。自1926年8月,北伐軍進入湖南之后,一場“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農民運動就席卷了整個湖南農村。農民們紛紛自發組織農民協會,要求打倒土豪劣紳,沒收地主土地。至1927年年初,整個湖南省農民協會的會員人數已達到兩百萬人,至汪精衛主政的六、七月間更暴增至七百萬人。

北伐戰爭極大釋放了農民們的斗爭熱情,兩湖農村的氛圍變得愈來愈激進,部分地區的農會擅自抓人、處決、罰款乃至破壞廟宇房屋的事件已時有所聞。毛澤東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生動描繪了當時農民運動的情景:“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里,一群人涌進去,殺豬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街······竟在農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類似武漢這樣的大城市中,群眾運動同樣聲勢浩大,工人們自發組織工會,頻繁發起罷工。到了1926年底,武漢工人建立起三百多個各自為政的工會,根據不完全的統計,武漢平均每個月就有五十多起罷工,參與罷工的總人數達二十萬。除了工人,商店店員、學生發起的游行、集會也是此起彼伏。

廣州時代的汪精衛曾經也支持群眾運動,但面對兩湖地區暴風驟雨般的革命形勢,他卻不知所措,他心目中的“群眾運動”絕不應該是這樣。實際上,群眾自發的斗爭已經遠遠將汪精衛所規定的“國民革命”應當達成的目標拋在了后面,無論是國民黨“左派”還是中共此時都沒有能力干預和指揮民眾,把運動重新扳回到有序的軌道上來。

群眾運動的激進化在軍事、經濟、外交三個層面給武漢國民政府造成嚴重困擾。武漢的軍事處境本就危機四伏,自寧漢對峙以來,雖然雙方尚未兵戎相見,但實際上南京已對武漢采取了封鎖。武漢政府曾希圖繼續北伐以求脫困,然而當武漢北伐軍進入河南與馮玉祥的西北軍會師后,馮本身的立場變得捉摸不定,6月1日,馮玉祥趕赴徐州與蔣見面,接受了蔣方的軍援和反共的要求,武漢政府至此陷入反共勢力的重圍之中。


1927年6月,蔣介石與馮玉祥在徐州會面

由于武漢北伐軍將士許多都出身自地主或士紳家庭,在兩湖的農民運動中,其利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沖擊與損害,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前線的軍心動搖。農村的動蕩局面亦影響到軍糧的征收和供應,以至士兵無米為炊,怨聲載道。

一些投機分子開始利用部分士兵的不滿情緒,以“反共”相號召,發動軍事叛亂。1927年5月,駐防宜昌的鄂軍師長夏斗寅聯合四川軍閥楊森發動叛亂;不久,長沙許克祥又在何鍵的慫恿下聲言“反共”,發動震驚一時的“馬日事變”。這兩場兵變盡管都被平定了下去,然而武漢的部隊在不斷的內耗之中也逐漸喪失了對外作戰的能力。

武漢的經濟同樣陷入“百業俱廢”的狀態,頻繁的罷工罷市影響了正常的生產活動,許多商人懼于革命政府的清算,紛紛撤資跑路,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竟至于市面蕭條、物價騰貴。財政上也是毫無辦法,土地稅、消費稅沒有一樣能征解上來,政府只好增發紙幣,其結果只能是惡性通貨膨脹,陳公博回憶:“我好抽紙煙的,本來一角錢一包的十支煙,最后已漲至一元兩角。財政這樣奇困,如何得了!”

武漢的外交形勢更是一籌莫展,汪精衛所宣揚的“國民革命”的目標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然而群眾的反帝斗爭往往缺乏策略性,對待外國人在武漢的一切產業,不是關停就是查封,當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已決定與列強“改訂新約”,爭取各國外交承認的情況下,武漢的局勢無疑激起列強的刻骨仇恨,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一觸即發。陳公博寫道:“各國借口保護他們的僑民生命和財產,紛紛調派兵艦駐在武漢的江邊,由舊日的英租界起至日本租界止,最多曾集中有三十六艘兵艦。”武漢政府的孤立處境由此可見一斑。

三、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羅易與共產國際“五月指示”

在各種各樣的困難面前,汪精衛開始猶豫和動搖了,領導國民革命的雄心壯志也付諸流水。他向陳獨秀頻繁抱怨共產黨人宣傳鼓動工作的不得體,以及現階段一個政黨(國民黨)中存在兩種黨組織的不合適。他自己在1927年11月5日于廣州中山大學演講“武漢分共之經過”時提及:“兄弟到了武漢,看見那邊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1924、1925年)間的廣東,也不像十五年(1926年)間的廣東了。其實武漢已成為共產黨把持的局面了。”

那這是否意味著汪精衛要馬上和共產黨“分家”呢?未必然,汪自己這樣解釋:“因為四月十九日已誓師北伐,第四方面軍陸續出發,沿京漢路線,和張作霖作戰。第四方面軍的主力部隊如張發奎軍長所統帥的第四軍第十一軍,及唐生智總指揮所統帥的第三十五軍第三十六軍,在容共時代,自然有不少共產分子雜在里頭。”第四方面軍是此時汪精衛武漢政府能夠倚賴的主要武力,而由于歷史的緣故,在這些部隊之中,共產黨的力量一直很強。投鼠忌器,汪精衛于是不敢遽爾分共。

唐生智(1889-1970),字孟瀟

如果說汪精衛已經有了“分共”的打算但礙于現實未有動作的話,那么共產黨對汪精衛“叛變革命”的警惕其實也很早就開始了,陳獨秀認為汪精衛自打來到武漢后其反動性就在滋長,“和我們所爭的,面上好像是這樣那樣的各個小問題,實際上他們所要的是整個的領導權。”

盡管如此,共產黨同樣沒有決定與汪立刻決裂,共產國際對此時形勢的判斷起了很大作用。共產國際過去一直認為,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左派”代表的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國民革命作為一場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需要民族資產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與工農結成統一戰線,而這也是過去國共合作的理論基礎。

但是隨著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共產國際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脫離革命了,現階段的中國革命將不再是民族民主革命而是一場工農革命和土地革命,在這樣一場革命中,小資產階級只能夠依附于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支援存在,本身已不具有力量。根據上述理論,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盡可能地繼續與汪精衛保持合作,但是如此做的目的并非打算繼續維持汪精衛領導武漢政府的局面,而恰恰是要動搖和破壞它。共產黨需要加速推進土地革命,并在兩湖武裝農民,組建一支革命軍隊,完全掌握軍事領導權。

共產國際的新決議帶有十分明顯的教條主義性質,既團結汪精衛又打倒汪精衛,這本身聽起來就是矛盾的,更為重要的是,一切行動的基礎還建立在汪本人的充分配合上。然而共產國際對于該方案的可行性卻深信不疑,1927年6月1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找到汪精衛,并擅自將印有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文件出示給汪閱看,以期博取汪的信任。

汪精衛之后談到:“那決議案有幾點很要注意的。第一點,是說土地革命,主張不要由國民政府下令,要由下面做起,實行沒收土地······第三點,要改造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執行委員會中增加農工領袖······第四點,要武裝兩萬CP黨員,并挑選五萬農工分子武裝起來。”每一條都令他倍感緊張。

汪精衛手書條幅,表示國民黨和共產黨“無論如何是不會走到一條路上去的”

汪精衛曾用一個搭船的譬喻來解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系,他說“大家坐一只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后,有的是要到天津去,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到上海后,便到了分歧點了,一個要駛往天津,一個要駛往日本,如何不生沖突?”他認為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也大抵如此,“到了一個時機,國民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共產黨要將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去,其勢非沖突不可。”

羅易手中的共產國際“五月指示”最終成了輪船抵達“上海”的明確信號。汪精衛感到:“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國共分裂的結局終于不可挽回。

四、奈何明月照溝渠:為何走向武力“清黨”?

與一般的認識不同,我們所熟知的 “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倒是以共產黨主動退出武漢國民政府開始的。1927年7月14日,共產國際在《真理報》上發表宣言,指出武漢政府已經成為反革命勢力,宣言要求中共全體黨員自即日起退出武漢政府,但不退出國民黨,要同國民黨的基層建立更密切的聯系,全力加強無產階級群眾工作,開展土地革命。

作為回應,7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表示:“凡在國民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及國民革命軍任職的共產黨員,應自即日起,聲明脫離共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不準共產黨以國民黨名義作共產黨工作,不準國民黨員加入他黨。”

與此同時,7月16日,武漢政府又頒布《保護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暨保護農工訓令》,聲明“分共”不得妨害“共產同志之個人身體自由”,《訓令》還強調,農工政策在國民黨有深遠的歷史,不會因“分共”廢棄,武漢政府將繼續保護農工團體和工農利益。

《訓令》的上述內容很可以見到汪精衛的“良苦用心”:首先,“和平分共”能向世人展現出此次國共分家,“曲不在我”,武漢方面是“仁至義盡”了的;其次,保障共產黨員人身自由的規定與蔣介石在長江下游以赤裸裸的屠殺和槍決進行“清黨”恰成鮮明對比,證明漢方此舉是貫徹了自身主張的,并非屈從于寧方的壓力;最后,繼續維持農工政策,可以表明他汪精衛還是國民黨“左派”的領袖,不是反動派,更不是反革命。

不過,“和平分共”背后的算計尚不止于此,先前提到,汪精衛在來到武漢后就動過“分共”的念頭,但懾于共產黨在軍隊中的力量,不敢輕于一試。事情到了七月份依然沒有什么變化,強行清理軍隊中的共產黨員對武漢政府是毀滅性的,更何況對于“分共”后的汪精衛來說,武漢的軍隊要派更大的用場,那就是“東征”,消滅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確立汪黨政軍唯一領袖的地位。

電影《建軍大業》劇照,余少群飾演汪精衛

在武漢政府統轄的諸多軍隊中,要數張發奎的第四軍軍紀最佳、戰斗力最強,在北伐戰場上,第四軍素以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聞名,有著“鐵軍”的美譽。而恰恰是第四軍,共產黨的力量也最為雄厚。張發奎向來對共產黨員的戰斗能力是很贊賞的,因而他對汪精衛“分共”的決定一直不理解,對東征討蔣的態度亦很勉強。此時,他率領“討蔣軍”第二方面軍三個軍九個師的精銳部隊沿長江右岸東下,預備攻取南京。

然而,張發奎的如意算盤卻是在行軍的中途把部隊拉回廣東,他是廣東人,對廣東的情況也熟悉。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本錢拼光,而他對麾下共產黨員的忠誠又有著一股“謎之自信”,他覺得自己有能力在南方開創一個新局面。于是,當張發奎把部隊開到江西九江之后便不在前進了,他向汪精衛報告了回粵的想法,引起汪精衛極大不滿。

正在汪、張二人爭執不休的當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爆發了,參加這次起義的部隊包括第二方面軍賀龍第二十軍全部三個師,葉挺第二十四師,蔡廷鍇第十師,李漢魂第二十五師七十三、七十四兩個團,張發奎的部隊折損了將近四分之三,汪精衛“東征”的迷夢就此破產。

南昌起義的爆發讓汪精衛進退失據,沒有武力做后盾的他已經丟失了和南京方面繼續展開權力博弈的一切籌碼,“迎汪復職”運動以來所積累的高人氣早就消失不見了,他甚至不得不盡快謀求與南京方面的合作。事態的急速發展,令惱羞成怒的汪精衛終于徹底撕去了“和平分共”的假面,開始為屠殺共產黨振臂疾呼:“這種狼心狗肺的東西,我們再說優容,我們就是叛黨!這種叛徒,我們要用對付敵人的手段對付,捉一個殺一個!”(《在國民黨二屆中常會第二十三次擴大會議上的談話》),“本黨黨員如果還有厚著面皮替共產黨回護的,這人便是本黨的叛徒!”(《錯誤與糾正》)

這些話從汪精衛嘴里講出來,比照他過去那些擲地有聲的“左派”言論,著實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汪用自身的行動證明了,在“清黨”的問題上,他和蔣介石之間簡直沒有任何本質的差別。

五、尾聲

1927年對汪精衛來說是大起大落的一年,他以“革命拯救者”之姿駕臨武漢,卻在短短三個月后繳械投降,與南京方面洽談合作,最后竟然連武漢政府的正統地位都保不住了。“寧漢合流”后的汪精衛沒有獲得國民黨內的諒解,大多數人皆目之為“通匪罪魁”,到了這一年的年底,汪精衛由于牽扯到中共廣州起義,在國民黨內遭到嚴厲聲討,不得不于12月17日,再度出走法國。

廣州起義紀念碑(筆者攝于2016年9月)

這次出走不比往常,以后事觀之,汪在1927年的“高開低走”,嚴重損傷了其多年累積的聲譽與人望,也決定了他在此后與蔣介石爭奪國民黨最高權力的競爭中永無翻盤之機會,這樣的狀態將一直持續到抗戰時期他選擇降日落水為止。

汪精衛從“左派”領袖到翻臉“清黨”,既有當時客觀環境變化的因素,也有其本人個性和性格上的原因。李志毓指出:“汪精衛帶有顯著的舊式文人特征······他的性情悲苦而脆弱,一遇挫折就悲觀失望,缺乏堅忍不拔的意志和從容努力的決心,又常常表現出強烈的僥幸心理,見到機會就躍躍欲試。”這些性格特征,決定了汪政治立場多變、沒有定見。他來到武漢后不久,一見形勢不利,即逐漸背棄了自己在廣州時的政治主張,這恰恰是其“朝三暮四”的極佳寫照。

多變、沖動、情緒化都是政治家的大忌,在孫中山過世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汪精衛也曾經成為過眾望所歸的領袖,但受制于自身的性格缺陷,他不僅最終失掉了黨內一把手的資格,更會在十多年后,給國家制造更大的禍患。

參考文獻:

1、李志毓:《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

2、汪精衛:《汪精衛集》,上海:光明書局,1930年。

3、陳公博:《苦笑錄》,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年。

【3.21】1939,刺殺汪精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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